时间轴

3日，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就将有关情况紧急密报延安。

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声称“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

6日，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及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

10日，再电胡宗南，声称“若被攻击，势必自卫”。

10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

11日，蒋介石复电朱德，否认有调动军队，进攻关中囊形地区一事。

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以“延安紧急动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

1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该文首先提出国民党将两个集团军调离黄河河防，准备进攻边区这一事实，然后向国民党提出尖锐质问。在很长时期内，延安一直担心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妥协，走上和汪精卫同样的道路。

12日，胡宗南下令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

13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告以“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在七月十日不得不电胡宗南改变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心，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

3月，华中日军困于中国军队持久消耗战略，改取以攻为守之策，由全面进攻变为局部侵扰，发动所谓鄱阳湖“扫荡”战，企图攻取江西上高，摧毁中国野战军主力。 

当时，日军企图兵分三路，以分进合击的战法歼灭上高、高安地区的国民党军，打通湘赣公路，连接湘东日军，并以一部兵力窜犯樟树、丰城，巩固南昌外围。

第十九集团军企图先在第一线（靖安、奉新、高邮）和第二线（陶家、渣村、南岭、高安）阵地佯作坚守抵抗，尔后诱敌深入，待日军进至第三线（上高、棠浦、泗溪、石头）阵地时，集中兵力，包围歼灭。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配置在上高地区，担负从正面进行反击的任务。

3月15日，北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主力由安义以西的干州街南下，在飞机支援下，于当天中午攻占奉新，次日抵达东坪、水口，其一部沿石鼻街、儒里村进至米岭，17日在伍桥圩会合；南路日军第二十混成旅团及赣江支队，也于同日在飞机和炮兵支援下，由锦江与赣江合流处的夏口南渡锦江。

16日，南路日军进至曲江附近，17日兵分三部，主力西进坑里村，另两股分向独城、后港进击。

王耀武当即令第五十一师在猪头山和敢鼓岭实施堵击，激战一日，击歼日军一千六百余人。 

20日，日军第二十旅团再向猪头山攻击、守军顽强抗击，毙伤日军一千余人。第五十一师官兵伤亡很大，连长樊逢春在争夺教鼓岭战斗中率领全连官兵与日军展开肉搏，结果全部殉国。

20日晨，中路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在飞机三十余架支援下，不顾其南北两路的败退，仍孤军深入，向泗溪、官桥王耀武部第五十七、第五十八师阵地攻击，在流塘村附近突进一部。为避敌锋，王耀武于当晚令部队将阵地略向后转移。21日，日军重新发动攻势，主力指向云头山阵地。傍晚，第五十七师泗溪阵地被突破，王耀武急令该师死守云头山，第五十八师撤守猪姑岭。

22日晨，第五十七师云头山阵地被突破，锦江军桥又遭日机猛烈轰炸，退路被切断，完全陷入日军包围圈中。王耀武见第五十八师固守猪姑岭，无力驰援，于是令锦江南岸的第五十一师不顾日机轰炸，分兵支援第五十七师，击退进占四堡庄、华阳的日军。当夜，他乘势调整部署，以第五十一师占领石头大街至简市一线阵地，重点防守左翼；以第五十七、五十八师在锦江北岸占领简市至凌江口一线阵地，重点防守上高核心阵地。 

24日，日军师团长大贺亲自督战，并调南路军三千人，以求最后一逞。日军出动一百余架飞机，反复轰炸第七十四军主要阵地白茅山，投弹多至一千七百余枚，阵地大部被毁，人员伤亡惨重，情况十分危急。这时王耀武指挥预备队先后发起七次冲锋，与日军进行七次肉搏，消灭众多日军。第七十四军将士全力拼杀，为实施友军对日军的包围，争取了时间。 

25日，王耀武指挥第七十四军全线出击，锦江南岸的日军很快被肃清。

26日，第十九集团军将日军包围在直径不满五公里的包围圈内。

27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突围，王耀武指挥部队猛追不放，不顾日军投掷毒气弹，于28日其第五十八师追至长岭一线，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为掩护其主力东遁，拼死顽抗。激战到中午，第五十一师赶到，袭击日军右侧，第五十七师也已形成对官桥镇的包围，日军被迫退守官桥镇内。王耀武令第五十八师乘胜冲锋，与日军展开巷战，激战至下午，官桥镇全部收复，歼敌六百余人。

此后，王耀武继续督率部队协同友邻连克高安、奉新等地，与日军对峙于安义城附近。 

上高会战至4月9日结束，历时二十五天。

此役，中国军队伤毙日军一万五千余人（有说法称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大佐联队长滨田被击毙），军马二千八百余匹，击落飞机一架，俘虏日军一百余人，缴获山炮、迫击炮十门及步枪一千余支。何应钦称此役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罗卓英称赞第七十四军为“抗日铁军”，就连日军也不得不称赞第七十四军为“支那王牌”。

战后，第七十四军被授予飞虎旗，王耀武本人亦得授青天白日勋章。 

上高会战

12日上午，在西安做张学良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密电，告知西安事变的大概情况。

当天，早在4月间同周恩来秘密会晤后已经与红军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协议的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就扣留蒋介石和提出的政治主张等事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电中急盼：“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回电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会上的讨论非常热烈，最后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会议还决定，应张学良等的要求，由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共商大计。

17日，周恩来偕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等人乘坐张学良派来的专机飞抵西安。当晚，张学良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成员。宴后张学良与周恩来就西安事变一事进行了单独的长谈。

周恩来对张学良说：为了争取一个好的前途，避免另一个更坏的前途，现在就必须力争说服蒋介石，使他放弃内战政策，走上一致抗日的道路。因此，我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同意你的意见，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可以考虑放他回南京。

双方当即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即延安）、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周恩来再次表明中共的态度：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障。

杨虎城疑虑：“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敌对的政党，地位平等，可战可和。可是我们是蒋介石的部下，如果轻易把他放走了，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据我的经验，蒋为人气量狭小，睚眦必报，阴险狠毒。”

周恩来指出：“全国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抗日已是大势所趋，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联合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介石想报复也不可能。”

这时的国内局势和西安局势都极为复杂：

南京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正蠢蠢欲动，准备炸平西安，造成内战；

国民党中央常委和政治委员联席会议已决定免除张学良本兼各职，提出把他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并提出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

孔祥熙和宋美龄等人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宋美龄在致蒋介石的信中称“宁抗日勿死敌手”；

阎锡山态度暧昧；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主张政治解决；

而其他地方实力派则采取观望态度；

……

西安局势，一触即发。

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兄妹达成了“改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蒋介石回南京后释放爱国领袖”“分批释放政治犯”“蒋介石停止‘剿共’，抗战发动后，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等等协议。

宋氏兄妹当天向蒋介石转达这些协议后，蒋介石向张学良答应了六条：（一）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定离开西北。（二）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成孔、宋与张学良商组政府名单。决定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三）回南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四）联红容共，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五）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六）联俄、联英美。

当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面见蒋介石。经过一番谈话后，蒋介石最后对周恩来作了三点口头承诺：（一）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统一中国，红军接受我（蒋介石）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我（蒋介石）和你（周恩来）解决所谈的一切。（三）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谈判。

25日下午，张学良与蒋介石等乘坐飞机从西安机场起飞离开西安。

何应钦在南京召见王耀武，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

于11月派他到嫡系部队的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胡宗南）补充团（团长夏楚中）第三营任少校营长。

张贞升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师长，率部随何应钦的北伐东路军出兵福建，击溃北洋军阀张毅。

12月，进入福州，张贞兼福州卫戍司令。

孙中山逝世，大元帅府改组，成立国民政府。驻广东的福建靖国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团，张贞任团长，划归何应钦指挥。独立团团部驻汕头，兵员分驻澄海、黄岗、诏安一带。张贞在诏安县城创办福建陆军干部学校，并兼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