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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86年（宋哲宗元祐元年），北宋帝国的政治钟摆发生了剧烈的回拨。高太后临朝称制，司马光拜相，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成果在这一年被悉数废除，史称“元祐更化”。 而在距离汴京千里之外的江宁（今南京）半山园，一位66岁的老人听闻朝中传来的邸报，悲愤交加，病情加重。几个月后，这位大宋王朝曾经的掌舵者、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震慑天下的拗相公王安石，带着无尽的落寞与遗憾与世长辞。 在他暮年的诗作《凤凰山》（部分史料亦作《叹息行》）中，留下了这样几句令人错愕的叹息： 欢乐欲与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迟。 白头富贵何所用，气力但为忧勤衰。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 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一个大半生都在试图力挽狂澜、将家国安危死死系于一身的铁血宰相，为何在晚年会生出“愿为五陵轻薄儿”的荒诞念头？这首诗，不仅是王安石个人的心灵谶语，更是北宋那个激荡时代的一声悲剧注脚。 1021—1058年：偏要“知安危”的千岁之忧 要理解暮年王安石的“两不知”，必须先看懂他早年的“偏要知”。 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一个地方官吏家庭。从小跟随父亲辗转各地的经历，让他亲眼目睹了北宋太平盛世繁华表象下“积贫积弱”的沉疴。1042年（庆历二年），21岁的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踏入仕途。在随后的十几年地方官生涯中，他没有像其他文人那样吟风弄月，而是治水、理财、放贷青苗，试图从基层寻找救国的良方。 1058年（嘉祐三年），37岁的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了一道长达万余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提出了变法主张。此时的王安石，满脑子都是“天地安危”。他深知国家外有辽夏之患，内有冗官冗兵之困，他无法容忍自己做一个尸位素餐的太平官。此时的他，最痛恨的，恐怕恰恰是那些“斗鸡走犬过一生”的轻薄子弟。 1069—1076年：风暴中心的“忧勤”与枯竭 历史最终给了王安石一次实现抱负的机会。1069年（熙宁二年），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震惊后世的“王安石变法”正式拉开帷幕。 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保甲……一项项新法如疾风骤雨般推行。然而，变法触动了庞大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遭到了以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等名臣为首的旧党集团的疯狂反扑。 在长达七八年的执政期内，王安石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对抗大半个朝廷的精英。他夜以继日地谋划，在皇帝的摇摆与群臣的唾骂中艰难推进。正如他在《凤凰山》中所写的“气力但为忧勤衰”，为了这“天地安危”，他耗尽了所有的心血与体力。1076年（熙宁九年），心力交瘁、痛失爱子且失去神宗绝对信任的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彻底退居江宁。 1086年：极致疲惫后的灵魂剖白 退居半山园后的王安石，眼见神宗驾崩，眼见自己毕生的心血在1086年被司马光等人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废除，他的精神世界迎来了毁灭性的崩塌。 《凤凰山》这首诗，正是在这种极度苦闷、疲惫与绝望中写就的。 “白头富贵何所用，气力但为忧勤衰。” 此时他已官至极品，封荆国公，但这一切“富贵”又有什么用呢？国家依然风雨飘摇，变法功败垂成，而他自己只剩下一个为国忧劳而早衰的躯壳。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读懂了王安石的一生，就会明白这两句诗里藏着多么深重的血泪。这绝不是他真的向往纸醉金迷，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后的极致反语。 他太累了。“天地安危”这四个字太重，重到压垮了他的精神。如果一个人从一开始就“两不知”，或许就能安稳地度过一生。但他偏偏什么都懂，什么都想扛，最后却发现自己依然阻挡不了这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生在北宋中后期的他，多么羡慕盛唐（贞观、开元）时期那些可以无忧无虑挥霍青春的长安少年——因为那时的国家足够强盛，不需要文臣武将们把命填进去，也能海晏河清。 公元1086年，旧党大获全胜，司马光与王安石在这一年相继在无尽的遗憾中离世。北宋朝廷在接下来的无休止党争中，彻底滑向了靖康之耻的深渊。 在回望历史的坐标系中，王安石的这首《凤凰山》就像是一曲苍凉的挽歌。它告诉我们，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改革者，从来不是因为无知而无畏，而是因为深知安危而挺身而出；当他们在暮年发出“不如不知”的叹息时，那正是他们为这个国家燃尽了最后一点心血的悲壮证明。 |
专栏 · 辞章映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