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马相伯接到抗战大胜的捷报，喜出望外，因过于激动而病情加重。

4日，终于不治，弥留之际仍念叨着：“消息……消息。”

3日，晋察冀军区将日军第二旅团的600余人歼灭在雁宿崖地区。

日军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恼羞成怒，亲自率领日军1500多人向八路军进行反扑。

7日的黄土岭战斗中，日军被八路军歼灭900余人，阿部规秀被击毙，他的坐骑大青马也被缴获，后跟随朱德南征北战。

日军侵占武汉、南昌后，为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试图消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赣北地区。

9月上旬，日本第11集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4个师团、2个支队及航空兵、海军各一部，约10万余人，以分进合击战法，从湘北、鄂南、赣北三个方向进攻长沙。中国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5个军和1个挺进军共20余万人，企图利用山岳江河有利地形组织防御，引诱日军至长沙附近，予以包围歼灭。

自9月14日起，进占赣北的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及配属的日军第101师团一部由靖安、大城西进，被守军阻于修水、三都地区。进占鄂南的日军第33师团由通城进至献钟、修水，亦受阻挡。

自23日起，日军第6师团与奈良支队由岳阳地区南进，先后强渡新墙河、汨罗江，期间还使用毒气作战。上村支队在海军配合下，在汨罗江口的土星港、营田登岸后溯江东进，配合主力作战。守军第52、第37军抗击后，主力撤至长沙东南地区。

28日，日军第6师团、上村支队进至长沙北面的福临铺、栗桥、三姊桥一带，遭守军伏击。

30日，奈良支队与日军第33师团在献钟附近会合后，东进受阻。日方发觉补给困难，伤亡增多，并陷于中国军队伏击区内的不利境地，遂在9月底相继北撤。

第九战区令各部追击围堵，至10月14日恢复战前态势。

第一次长沙会战

14日拂晓，日军第一○六师团主力及佐枝支队千余人，向江西高安以北奉新一带发起进攻，中方第一集团军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第六团、第五五○团奋起抵抗，揭开了赣北方面作战乃至整个长沙会战的序幕。

9月15日起，日军增加了兵力，除了步兵外，还出动了炮兵和骑兵，向位于锦江北岸的高安城推进。日军动用飞机连番轰炸，并且不断使用了燃烧弹和毒气弹。中方第五十八军之第十师、第三十二军之一三九师、一四一师所部多次击退日军，数日内双方在高安以北互有进退。

至9月18日傍晚，中国军队弃守高安。

19日起,中方将第三十二、四十九、七十四各军所部重新作了部署，与自高安西犯之日军激战。

至22日,受重创之日军被迫退回高安城，中方第三十二军乘胜反击，于当晚一鼓作气收复高安，并进占祥符观,日军则往东北方面败退，回到9月14日前之态势。

高安之战

在高安之战期间，北面同时进行着会埠之战。

会埠城位于缭水以北,是阻遏日军自赣北沿缭水西侵湘北的战略要地。

9月15日,日军第一○一、一○六两个师团分别强渡上乐河与缭水，以重炮猛轰中方阵地，随后日军以步兵、骑兵和战车沿缭水南北两岸向西推进。

经过数日激战，北线日军于16日攻占会埠城，然后其一路从会埠向西，沿缭水先后推进到罗坊、上富、横桥、甘坊、找桥，但在横街遭遇中方第七十二军第十五师、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的有力阻击。另一路日军则经九仙汤、沙窝里、黄沙桥进犯至修水、武宁水一带。

王耀武率第七十四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拦截向长沙进犯的两个师团的日军，激战于赣北重镇高安。

在这之前，日军依靠优势兵力包围高安，原先守卫高安的第三十二军在与日军激战后，被迫撤退。

9月19日，高安陷于敌手。由于该城战略地位重要，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指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要运用以攻为守的战术给敌以重大打击，收复高安。”于是罗卓英调第七十四军投入战场。 

王耀武受命后，运用反包围的战术，首先切断日军退路，以五十一师为主攻部队，经过三天激战，于9月22日收复高安城。

这一胜利有力地配合了长沙会战的主战场，为夺取整个会战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15日，日军第11集团军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开始调整和集结部队。

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即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

15日,军事委员会致电第9战区：

“如敌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作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其致命打击之反攻。……如此，则我军必须在岳麓山构筑坚强工事,并附有力炮兵，俾得射击敌舰与长沙，惟须先行指定目标，测定距离。”

1日，日军第11集团军又下达了临战准备命令。日军企图集中兵力打击第9战区主力兵团，稳定对武汉地区的占领，借以挫伤国民党军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并推进汪精卫伪政权出笼。

其部署是：以集团军主力（第33师、第6师主力、第3师上村支队、第13师奈良支队以及集团军直辖部队）,由岳阳及其以东地区南进，在泊罗江畔平江周围地区围歼中国第15集团军；以另一部（第106师主力配属第101师佐枝支队等），由赣北靖安、奉新及其以南地区西进，消灭高安附近之中国守军，尔后转向修水上游策应湘北方面作战。

日军参战兵力有步兵10余万人，陆军航空兵团第3飞行团（支援作战飞机约100架）及海军一部。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以同样优异的成绩得到博士学位

25日，汉口沦陷。

30日，上海租界福开森路，年过八旬的国民党元老唐绍仪的花园洋房门前，两个伙计打扮的人从停下的黑色轿车上搬下两只极为精致的古花瓶，径直穿过花园朝客厅走去，正在唐绍仪聚精会神地低头欣赏花瓶之际，送瓶来的“伙计”却从另一只古瓶中抽出把利斧，照准唐绍仪的脖子砍了下去。唐绍仪，这个曾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广州护法军政府财政部长、政务总裁等要职的国民党元老，就这样死在了利斧之下。而且两个凶手竟还从容不迫地抱着古瓶，从保镖的眼皮底下，逃之夭夭了。这是戴笠安排的刺杀。

秋，延安成立“新哲学会”，陈伯达成为这个团体的领头人，执笔写了《新哲学会缘起》，发表于1938年9月《解放》周刊。

24日至10月10日，在长江南岸的万家岭战场，薛岳指挥的第一兵团通过诱敌深入战术，将日军第106师团1万余人包围在1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此役中国军队首次实施步炮协同作战，苏联援助的76.2毫米野炮群发挥关键作用，最终全歼日军4个联队，缴获轻重武器3000余件，成为抗战以来最成功的围歼战。武汉会战

23日，苏联援建的汉阳高射炮阵地单日击落敌机11架，有效遏制了日军的空中优势。武汉会战

在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时，首次明确使用“实事求是”一词。

他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

此次会议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

苏联志愿航空队先后出动伊-15、伊-16战机1200余架次，与日军航空兵展开激烈制空权争夺。

在12日的空战中，中苏飞行员协同击落日机21架，创造了武汉会战开战以来最佳战绩。

王耀武参加江西万家岭战役，协同其他部队与日军激战数周，伤毙日军数千人，取得万家岭大捷。

在大敌当前之时，16军军长李韫珩决定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办起了“抗日军政大学”，召集连排长以上干部和当地政府官员参加学习。学习班为期两周，于23日下午通知第二天（24日）上午8时举行他的军政训练班的结业典礼，要求各部队主官23日晚集中，会后还要举行会餐。

国军第16军中将军长李韫珩

这一消息很快被日军的侦察人员得知，日军利用这一时机于6月24日凌晨4时发动了进攻，由于守军连以上主官和相当数量的排长，均去马当镇参加结业典礼，前线无人指挥。

24日凌晨2时45分，日军波田支队先头部队到达香口下游约6公里的白石矶，开始登陆。

拂晓前，日军攻击了部署在香山南侧黄山的守军，接着又向香山方向攻击。

10时，日军冲上高地进行白刃战，正午，香山阵地（含周边黄山、香口）沦陷。马当防线的第一道，在半天内落入敌手。

待到24日会议中午聚餐结束，军官下午返回阵地时，才在路上遇到自己的逃兵。

日军波田支队少将波田重一

24日下午，蒋介石亲自打来电话，责令李韫珩立即派出援兵，恢复阵地，李韫珩自知责任重大，命令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率部立即增援马当要塞。

薛蔚英部离马当要塞也就几十里，本有一条平坦公路可行，部队火速奔袭救援，很可能挽回败局。但是薛蔚英畏敌如虎，为了防止日军飞机扫射，决定从太白湖南部迂回绕行，带着部队绕进了山区的狭窄小路中，全副武装的军队自然难以快速移动，一两个小时后，部队竟然在山里迷了路。事后，薛蔚英狡辩称此举是避免日军阻击。

等待外援的马当守军自然不知贪生怕死的长官正在何方，英勇的打退了日军十多次的突击。

26日拂晓，一支日军小队摸到守卫长山阵地的海军部队阵地前施放毒气弹，守军一个中队几乎全部中毒身亡。到26日中午，马当要塞已完全陷落。

攻占马当要塞的波田支队

蒋介石闻讯大发雷霆，他深知，马当失守等于长江门户大开，直接威胁武汉安全。因此，他下令中国守军全力反攻，收复马当要塞。只是，在中国军队手中没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马当工事，却成了鬼子手中坚强的盾牌。中国军队连续反击十几次，大批勇士血洒战场，却一直没有撼动马当要塞。

日本海军在马当江面协同进攻

1938年8月中旬，针对马当要塞失守的军法会审中，经军法会审，第一六军军长李韫珩被撤销本兼一切职务，强制退出现役；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则以“畏敌如虎，贻误战机”的罪名被执行枪决（薛蔚英是第二个被军法处决的黄埔一期生）。国民革命军第一六军及下属五十三师和一六七师番号被撤销。

马当保卫战地形图

22日，马当要塞保卫战打响。日军波田支队与海军第11战队由安庆溯江西犯，两天激战，且因受到水雷阻碍被迫延迟，日军无法打通水上通道。

日军在打捞中国海军布设的水雷

日海军得以在江面上轰炸排雷。在排除590枚水雷之后，日军打开马当阻塞线。

29日，波田支队先头部队800余人乘装甲汽艇通过封锁线，迂回到马当要塞西南面，在彭泽下游将军庙登陆，并于上午8时半攻占彭泽。

日军占领彭泽县城
赣北大门被打开，马当战役以国军彻底失败而告终。

11日，波田支队在安庆登陆，13日，皖西南重镇安庆失守，正式拉开武汉会战序幕。日军采取"两翼迂回，中间突破"的战术，北路沿大别山北麓进攻信阳，南路沿长江两岸推进，中路则直扑武汉核心防线。

1938年夏秋之际的中国战场，正处于抗日战争最为焦灼的战略相持阶段。随着南京、徐州等战略要地的相继失守，作为华中重镇的武汉已然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这座九省通衢的枢纽城市，不仅是长江航运的咽喉要道，更是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最大工业基地。据统计，当时武汉集中了全国52%的军工生产能力，仅汉阳兵工厂每月就能生产步枪7000余支、重机枪200挺，构成了中国军队持久抗战的物质基础。

日军大本营对此具有清醒认知，早在1938年4月就制定了《武汉作战指导纲要》，试图通过攻占武汉实现"摧毁中国抗战中枢"的战略目标。为此，日军华中派遣军集中了14个师团、3个旅团的兵力，总兵力约40万人，配备各类火炮3000余门，战车200余辆，航空兵战机500余架，组建了自侵华战争以来最强大的作战集群。这种军事部署不仅反映了武汉的战略价值，更预示着这场战役将成为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节点。

20日，鉴于地理位置和防务关系，蒋介石又手谕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一并统辖马当守备区，不想顾祝同推辞：“为求马当要塞守备部队与野战军协同作战，可由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就近指挥。”电报来来去去，蒋介石最终任命第23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兼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以便加强该战区的领导力量和发挥唐部的战斗作用。

9日， “花园口决堤”。

5日，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中共中央培养理论干部的院校，院长是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兼任。

张闻天即洛甫，跟陈伯达很熟，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期同学。张闻天当即把陈伯达调到马列学院当教员。

陈伯达在马列学院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也教历史和哲学。

有一次开会，毛泽东来了。张闻天当众向毛泽东介绍陈伯达，但当时，毛泽东并未注意到陈伯达。

针对日军试图通过攻占武汉实现"摧毁中国抗战中枢"的战略目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确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方针。按照蒋介石"建立大纵深防御体系"的指示，战区指挥部依托武汉周边复杂地形，构建起三道立体防线：

第一道防线以长江为轴线，在安庆、马当、湖口等要隘设置江防要塞，配置德制150毫米要塞炮12门，形成交叉火力网。

第二道防线依托幕阜山、大别山山脉，构建梯次防御工事，其中大别山防线共建有永备工事328处，半永备工事1200余处，形成纵深达80公里的山地防御体系。

第三道防线则以武汉三镇为核心，在龟山、蛇山等制高点设置炮兵阵地，市区外围挖掘反坦克壕40余公里，构建街垒工事1500余处。

兵力部署方面，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统辖27个军54个师，第五战区李宗仁部20个军41个师，加上江防舰队及苏联援华航空队，总兵力达110万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新组建的机械化第200师，装备T-26坦克87辆，成为战役中重要的机动打击力量。
武汉会战

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第二总队、第三总队第一大队及陆战支队第二大队先后到达马当，同时带来75毫米野炮8门、47毫米舰炮数门，有效增强了要塞火力。

王耀武率部参加河南兰封会战，与日军土肥原师团激战于三义砦附近，重创日军。

国民党第74军51师在黄陂接受军委会校阅，获得军委会校阅官的优良考评，张灵甫305团的成绩在阅后评定中，名列全师第一。后擢升为51师153旅少将旅长。

月初，张国焘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

18日，张国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在山西行军途中，林彪被晋绥哨兵开枪误伤，返回延安治疗。同年冬，赴苏联就医。

下旬开始，中国军队运用阵地战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在台儿庄地区对孤军深入的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和前来增援的第五师团坂本支队，进行英勇顽强的阻击和外线迂回包围。经过数日激战，最终打败进攻之敌，歼灭日军1万余人。

台儿庄大捷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

参加台儿庄战役的中国军队通过浮桥

10日，日本海军第四舰队出动40余艘军舰和数十架飞机，在山东头、沙子口等地登陆。

邓小平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

从这时起，邓小平便开始了与刘伯承之间长达13年的合作。在他们的亲密合作下，“刘邓大军”声名远播。

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再次进行了调整，于1日颁发了《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令》，决定行政院下设八个部，即外交、军政、财政、经济、交通、内政、教育、农林部。

6日，卢作孚被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会，负责统一调度指挥长江上的一切民用船只，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三北公司在内的所有大大小小轮船公司的船只也都归这个委员会指挥。从1938年1月至10月间，卢作孚坐镇指挥完成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

30日，居住在沪西愚园新村25号花园洋房内的敌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篆，正与亲友具性年饭前的祭祖，两名持枪青年闯入客厅，开枪袭击。一人先射击其耳边，陈篆躲闪后，另一人近身连开两枪致其死亡。行动由戴笠领导的军统策划，旨在清除汉奸（刘戈青执行暗杀）。戴笠得知刺杀成功后，立即安排刘戈青及其团队撤离上海赴香港避险，并接其家眷至香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