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日，张国焘忍受不住敌人的严刑逼供，终于向敌人供出了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昆弟及北京的共产党员等，后索性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全国铁路各工会的共产党员共七十一人。

由于孙中山在广东的“中央政府”尚未成定局，广州的商人威胁说，如果向我们征税，我们就罢市。

广州商团正在武装一支9000人的私人军队以反抗孙中山的政府，一艘载有9000支来福枪的挪威船只不久将驶进广州港。

蒋介石毫不妥协地派他的全副武装的军校学生登上挪威船只，将来福枪转运到军校。

商人们继而进行罢市，蒋介石则通过宣布实行戒严法来进行反击。

英国驻广东总领事也插手了这件事，如果激怒商人，英国皇家海军有可能炮击中国军队。

8日，由胡适操办，梁启超主持的泰戈尔64岁寿辰祝寿会举办，梁启超为泰戈尔赠名“竺震旦”，并赠送刻有他中国名字“竺震旦”的印章。

12日，孙中山颁布“民族复兴大纲”，其中简单叙述了其革命的方法，这个大纲制定了运用武力排除障碍、以和平方式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原则。

蒋介石则把这一大纲称为“国民革命基本宪章”，并在孙中山去世后援引该宪章作为其屠杀共产主义者的根据。

23日，应梁启超、蔡元培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泰戈尔乘坐的火车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车站迎接。

讲学社委托徐志摩负责泰戈尔访华期间的接待和陪同，并担任翻译，林徽因始终伴随在泰戈尔身边。

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

中国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帮助下，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全），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主席，提出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中国国民党章程》，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

24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全）即将闭幕时，蒋介石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主席，筹划在距广州14英里处的黄埔岛开办学校，并被提名为军校校长。

蒋介石对与共产党合作越来越表示怀疑，再次提出辞职，并将筹备工作留给廖仲恺，自己回溪口老家去了。

孙中山又一次发信和拍电报催他，提醒他要服从革命的需要。直到4月份，蒋介石才听从催劝，返回广州。

梁漱溟从北大离职，前往山东，推行一生最大的梦想：中国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认为，“乡治”是中华民族自救的根本出路。

之前在北京南苑给冯玉祥部队讲课时，他就打动了韩复榘。这次应邀来到山东一展胸怀，老韩有求必应，在省政府大会上宣称：“我就是迷信梁先生。”

秋，刘少奇（26岁）领导在安源办了一所中共党校。

党校分初级班、高级班，开设了政治经济学浅说、俄共党史、少年运动史三门课程，分别训练工人和学生中的革命积极分子。

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党校。

秋，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胡适等人力邀王国维加入。

王国维之前拒绝了北大三次，这回不得已也拒绝了清华。还是溥仪亲自“下诏”，才达成此事。

在清华，王国维埋头治学，除了与陈寅恪、吴宓几位同事以及学生们探讨学问之外，一般他是不应酬的

16日，孙中山宣布黄埔军校正式创建，这表明中苏之间、国共之间的军事政治合作已经开始。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加伦任参谋长，廖仲恺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国民党党代表，他的副手是留法的年轻有为的中共党员周恩来。

首期500名军校学员是从3000名申请者中通过公开考试入选的，他们在军校正式开学五六个星期前的5月5日就被录取了。

任黄埔军校校长时的蒋介石

蒋介石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季诺维耶夫在报告中认为三民主义只是“革命初期的政治口号”，警告中国国民党“不应用中国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些话蒋介石听起来自然很不舒服，答辩说：“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

几天后，共产国际主席团作出决议，要求国民党人“不仅要消灭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而且也要消灭本国资本的残酷剥削”。

鲍罗廷田作为苏联政府和俄共（布）派驻孙中山国民党的常任代表到达广州。此后，在他的推动和指导下，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改组计划，并指派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李大钊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顾问，处理改组事宜。

5日，吴佩孚通过国会投票选举来安排共和国总统这一宝座。

当时，513个国会议员中仅有33人投孙中山的票，480名投票赞成吴佩孚的议员每人都收到了5000元大洋的贿赂。

2日，孙中山决定联俄联共，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并向他汇报，蒋介石由三个助手陪同，抵达莫斯科。11月29日他们离开了苏联

16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举行换届改选，正式选举刘少奇为俱乐部总主任，朱少连为路局主任，陆沉为窿外主任，朱锦棠为窿内主任。

22日，俱乐部干事会议研究负责人分工，决定总主任刘少奇担任对外一切交涉和负责内部整理、训练等工作。

19日晚，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

大家一致认为留在广州继续争取孙中山是白费力气，决定一周内中共中央机关搬离广州，重新迁回上海。

邓小平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林彪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前，中共中央遵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已将所有机关陆续由上海迁到广州，准备在这里与国民党中央合作，共同领导国民革命。

中共“三大”会址（广州）

会上，张国焘和马林唇枪舌剑，谁也不能说服谁。马林批评张国焘仍保留中共“二大”时的“左”倾思想，轻视国民革命，反对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则指责马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错误，企图取消中共的独立。

陈独秀对马林的支持使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议决案》，其中明确写道：“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一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7日，梁思成、梁思永兄弟从学校回到家中。他们要去长安街与同学们会合，参加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

刚骑到南长街口，一辆小汽车急驶而来，从侧面撞上了梁家兄弟的摩托。摩托车被撞翻了，呜呜地吼叫着，轮子在空中转动。思成被压在摩托下面，昏了过去，思永被摔出去老远。这是北洋军阀金永炎的汽车，他是大总统黎元洪的亲信、陆军部次长。金永炎坐在汽车里，目睹了自己司机肇事的全过程。他皱着眉头，命令司机开车离开这里。

金永炎知道被撞者是梁启超的儿子后，亲往医院探望，表示道歉并承担了医药费。但梁思成左腿股骨头复合性骨折，脊椎挫伤，导致左腿就比右腿短了一厘米，跛足和由于脊椎病弱而装设背部支架的痛苦从此伴随了他的一生。

7日，袁世凯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北京学生进行游行示威。

刘少奇和湖南姑娘何宝珍（21岁）结婚。

中旬，刘少奇、何宝珍在工人俱乐部举行简朴而又热闹的婚礼。

1日，孙中山宣布正式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他本人任最高职务——陆海军大元帅。

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支部”，在欧名称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其中规定：凡旅欧中国青年愿加入本团为团员者，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章程还明确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

21日，孙中山在滇桂军打败陈炯明叛军之后重返广州。

20日，张国焘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远东局维经斯基和赤色职工国际负责人罗佐夫斯基等人汇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经过以及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

当时在海参崴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颇有微词，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报告中，维经斯基说:“……张国焘不知为什么被派往莫斯科去报告罢工情况。在他往返莫斯科的这两个月里，他本来最好应该待在汉口和北京，组织工会的剩余力量。向莫斯科报告罢工的情况本来可以用书面形式，或者甚至可以从海参崴发电报，这要比张去莫斯科花费少得多，而且不会使党和工会的一位领导人在这样重要的时刻离开工作岗位。”

正在莫斯科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陈独秀复信给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还对青年团组织在欧洲的行动方略作出了指示。

26日，苏联原驻柏林大使越飞与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孙越公报》，双方表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或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的条件，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公报再一次宣布苏联放弃在中国的任何特权，但仍保留中东铁路——这条铁路是俄国人1917年得到的。

21日，孙中山返回广州，恢复了他的军政府。

张灵甫考入北大历史系，期间同第一任妻子邢勤英结婚。

秋，李达突然宣布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他退出共产党的决定，主要源自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李达认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过于注重实际工作的推进，而忽视了对理论的深度研究。他曾表示，党内的主张是“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践家，而非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这一观点显然与李达的理念有所冲突。李达始终认为，理论研究和传播同样至关重要，不能仅仅着眼于实际的操作。他希望通过更系统的理论研究来推动马列主义的传播与发展。与党内大多数成员的意见不合之后，他毅然做出了退出的决定。

其次，李达选择退出共产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当时，中共与国民党决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决策使李达感到难以接受。实际上，这一决策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做出的。当时，孙中山希望与苏联建立合作关系，而共产国际认为，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刚刚起步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借助国民党的力量，更好地壮大自己。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会议集中讨论了这一问题，最终决定推动国共合作。然而，李达并不认同这一策略，他并不愿意加入国民党，也不认为这条道路适合中国共产党。最终，他因理念上的分歧选择了退出，认为党内已无法继续共同奋斗。

第三个原因则涉及到李达与陈独秀的个人矛盾。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重要人物，曾深刻影响了毛主席以及无数共产党员的思想。然而，陈独秀强硬的领导风格也让许多人感到不快。李达就曾因为陈独秀的独裁做风与他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在1923年中共三大的会议上，李达因无法忍受陈独秀的专断，再加上性格上的不合，最终与陈独秀发生了争执。李达在此后的时间里宣布退出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不再与陈独秀共事。

李达在退出后依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传播，并与许多共产党员保持联系，其中包括毛主席。毛主席对李达的学术成就十分赞赏，并称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自己至少读了十遍，并将这本书列为党的高级干部的必读书目。

李达

秋，“日本天胜娘魔术团”在上海北四川路52号“爱普卢戏院”公演。李天霞为此着魔每晚必看，尤其欣赏“催眠术”表演，为此拜魔术团的田岩夫为师。

每天中午田岩夫和几位日本少女来李家传授技艺，直到一个月后她们演毕回国，学费交了200元，可是招待吃饭送礼却花费2000元。

“催眠术”学会了，也为李天霞日后研究与高级心理学融合运用奠定了基础。

夏天，陈寅恪先生的生母俞明诗、长兄衡恪相继谢世，家中生活日渐艰难。